
韓國犯罪驚悚片開始觸及未曾想像的地步,而在這其中的作品正是劇集《螳螂:殺人者的外出》。故事如同在家庭相簿中偶然發現的一張舊照片,顛覆了整個家。故事從曾經轟動一時的女性連環殺手鄭怡信(高賢貞)的名字開始。隨著時間的流逝,她早已入獄,事件被視為僅存在於紀錄片和網路怪談中的舊故事。人們雖然記得螳螂這個名字,但卻漸漸忘記了那場謀殺的意義和受害者的生活。這是典型的「真實犯罪」消費時代的縮影,只有內容留下,痛苦卻蒸發了。
然而某天,似乎模仿鄭怡信手法的謀殺再次開始。受害者的性格、作案工具、屍體的擺放方式等奇妙地重疊,接連發生的事件喚醒了被遺忘的噩夢。就像恐怖電影中的鬼魂透過社交媒體算法復活,過去開始吞噬現在。
負責此案的人是警察廳內被視為問題人物的刑警車秀烈(張東潤)。秀烈是一名能力出眾的調查員,但因過度鎮壓和過激的憤怒而常常成為問題人物。就像一把未能正確瞄準的火焰噴射器,他對犯罪的反應比任何人都激烈,並且想要站在受害者一方,但卻因無法控制情緒而多次差點越過界限。他的上司警正崔仲浩(趙成夏)以這起模仿謀殺事件為契機,給了秀烈一種最後的機會。秀烈起初像往常一樣冷靜地追蹤證據,但很快面對到螳螂事件與自己有著深刻的糾纏。螳螂鄭怡信正是他的母親。這種如同希臘悲劇般的命運諷刺,殘酷得如同厄俄狄浦斯穿上現代韓國的刑警制服再度出現。

劇集並未急於消費這一震撼的設定,而是緩緩提升秀烈的情感線。秀烈自小在暴力和恐懼中長大。家庭內部的暴力、以宗教和面子為名掩蓋的真相,以及最終母親被揭發為連環殺手的事實,徹底顛覆了他的生活。秀烈將母親定義為「怪物」,與所有關係斷絕,但他始終無法逃避自己也成為了接近暴力的人這一事實。在基因與環境之間的某個位置,他每天早上對著鏡子自問:「我像母親嗎,還是只是因為母親而變壞?」
與惡魔共舞:扭曲的母子同行
模仿謀殺的調查進展緩慢。兇手似乎知道警方的行動,留下的痕跡,且每一宗案件都精巧地重現了螳螂事件的特定場景。在這個過程中,調查小組做出了一個危險的選擇。將真正的螳螂鄭怡信引入調查。就像FBI向漢尼拔·萊克特請教一樣,他們承認需要惡魔的知識。鄭怡信以冷漠無表情的臉龐提出條件。若要幫助他們,必須讓她的兒子車秀烈深度參與這次調查。母愛最怪異的變奏曲開始了。
從這一點開始,劇集正式描繪了扭曲的母子同行。鄭怡信從監獄中出來,綁著手銬看著現場照片,指出其他刑警所忽略的細節。從受害者的微小動作、家中雜亂的物品、牆上留下的塗鴉等中,讀取兇手的心理和模式。就像福爾摩斯轉世為莫里亞提教授,她的洞察力準確而驚悚。秀烈雖然不得不承認母親的能力,但同時又對那一切感到厭惡。鄭怡信不斷對秀烈說「你我並無不同」,而秀烈越是想否認這句話,越是面對自己內心深處潛藏的暴力性。尼采所說的「與怪物戰鬥的人必須小心自己不成為怪物」的警告在此刻成為現實。

圍繞鄭怡信的周邊人物也逐漸浮出水面。身為牧師的父親鄭賢南、努力維護家庭的媳婦李正妍、選擇沉默卻知道過去事件真相的人們,以及螳螂事件的受害者和遺族,隨著每個角色的敘事與當前的模仿謀殺交織,逐漸顯現出全貌。劇集穿梭於過去與現在,展示鄭怡信是如何成為怪物的,以及為何在此時此刻發生模仿謀殺。就像考古學家挖掘地層,作品一層層剝開暴力的地質學。
隨著後半部分的推進,調查與情感的緊張感同時上升。秀烈必須承認,若不利用母親就無法阻止事件,而鄭怡信在讀取模仿犯的心理時,逐漸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。兩人之間沒有和解,也沒有偉大的擁抱。取而代之的是彼此之間有著奇妙的空氣,彼此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深。模仿殺手是誰,為何想要復活螳螂這個名字,最後做出什麼選擇,最好親自觀看體驗。這部作品的緊張感不僅在於結局的反轉,更在於做出選擇之前的情感積累。
關係中心的犯罪驚悚片
從《螳螂》的作品性來看,最先引人注目的就是「關係中心的犯罪驚悚片」。雖然《螳螂:殺人者的外出》擁有連環殺人這一刺激的題材,但其關注的方向始終固定在人物與關係的裂痕上。某人如何成為連環殺手,周圍的人又是如何轉移視線,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界限是多麼容易模糊,慢慢聚焦於這些問題。這就像米歇爾·福柯所說的「權力的微觀物理學」,在家庭暴力、宗教虛偽和社會冷漠的韓國背景下進行翻譯。
鄭怡信這一角色脫離了韓國劇集中常見的反派標籤。與其說是誇張的瘋狂眼神或爆發性的狂氣,不如說是安靜無表情的臉龐更為驚悚。若漢尼拔·萊克特在韓國的父權家庭中長大,或許會是這樣的模樣。她能夠驚人地讀懂對方的傷痛,然後丟出刺痛的話語,隨後靜靜閉嘴。隨著殺人理由和過程在劇中逐漸揭露,觀眾開始難以將這個角色簡單地視為怪物。她無疑是可怕的罪犯,但同時也開始重疊成為暴力的受害者。這種兩面性正是這一角色最大的力量。這部劇冷靜地揭露了怪物誕生背後總有無數共犯的真相。
車秀烈同樣是一個有趣的角色。他並不是典型的義氣之士。徘徊於憤怒與罪惡感之間,像是一個隨時可能爆發的成人孩童。就像布魯斯·班納每天都在壓抑變身為浩克的過程。雖然憎恨母親,但卻不得不直視自己與母親的相似之處,這一過程被描繪得相當有說服力。劇集不斷重複秀烈在壓抑暴力衝動時進行調查的樣子。這樣的情景使觀眾提出問題。出於善意的暴力與出於惡意的暴力有多大區別,何為正當防衛,何時又是犯罪等問題。這一角色在法律與倫理的邊界上走鋼絲,體現了在現代社會中執行正義的複雜性。
不展示的更可怕
導演的手法避免過度的視覺效果,卻將心理緊張感提升到極致。當展示犯罪現場時,並不以殘酷為賣點進行特寫,而是專注於普通空間如何突然變成地獄。日常的公寓、教堂、工坊、公園等地點在成為事件現場的瞬間,燈光和角度微妙地扭曲。鏡頭有時會降到受害者的視線高度,有時又緊貼著刑警的呼吸。與其說是血濺的場面,不如說是血止後的靜謐更持久地留存。這是希區柯克所說的「恐懼不是爆炸,而是等待爆炸的時間」原理的完美實踐。


特別是人物的臉部特寫經常被使用。鄭怡信回憶起自己的過去,微微顫動的瞬間,秀烈吞下怒火而避開視線的瞬間,受害者家屬在警局桌上俯視照片時手顫抖的瞬間,這些都定義了這部劇的情感。保持著類型片的速度,卻不放過一個表情、一個呼吸的顫動。若是小津安二郎拍攝驚悚片,或許會有這種感覺。靜謐中爆發的情感火山。
女性連環殺手的罕見肖像
這部作品的另一個突出元素是「女性連環殺手」的定位。雖然出現過許多女性精神病患者或惡女角色的作品,但如此集中敘事的重量於一個角色身上,並且追蹤該角色的過去和創傷的情況卻是罕見的。鄭怡信不僅僅是男性連環殺手的女性版本,而是被描繪成家庭、宗教、性別和暴力交織的韓國社會的特殊產物。她在何種暴力中成長,何時越過了界限,過程中又有誰同調,誰選擇了旁觀,這些都自然浮現出韓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。這讓人聯想到艾琳·沃諾斯或艾琳·沃諾斯的真實故事所改編的《怪物》,同時又增添了韓國特有的父權制和宗教權力的背景。
改編的方向也相當有趣。在保留原作基本結構的同時,強烈感受到根據韓國的情感和現實重新編排事件和角色的感覺。家庭這一圍牆、宗教所擁有的權威、面子和隱藏文化、網路輿論和媒體的低俗性,複合地運作於螳螂事件的背景中。模仿犯的動機也不僅僅是「享受殺戮的另一個怪物」,而是通過扭曲的正義感和受害者意識來解釋。因此,觀眾在對兇手感到恐懼的同時,也會感受到奇妙的同情。這一剖析加害者製造的社會機制的工作,超越了犯罪驚悚片,進入社會學觀察的領域。
不完美的野心,但珍貴的嘗試
當然也不是沒有缺點。在八集的有限篇幅中,試圖包羅過去與現在、家族史與偵探劇、模仿犯的身份與社會批判,導致某些敘事快速掠過的遺憾。就像在自助餐中以自助餐的速度吃全餐,雖然味道不錯,但卻缺乏品味的時間。特別是有趣的周邊角色,例如遺族或秀烈的同事刑警的故事,如果再多花點時間,或許會更深入。隨著後半部分調查速度和反轉演出重心的傾斜,前半部分所展現的冷靜心理劇的味道部分地被稀釋。儘管如此,在大方向上情感與類型的平衡仍然相對保持得不錯。這雖然是個不完美的野心,但正因為這份野心,才使得這部作品令人難忘。
音樂和聲音也鞏固了這部劇的氛圍。有時幾乎沒有音樂的靜謐代替了緊張感,而在犯罪現場或母子對峙的場景中,尖銳且近乎不和諧的音效悄然鋪陳。當聲音消失時,耳朵反而變得更加敏感,這一效果運用得相當好。如果約翰·凱奇的《4分33秒》是沉默中的音樂,那麼這部劇的聲音就是靜謐中的恐懼。
厭倦了片段式驚悚作品的人
我最想推薦這部劇的人是喜歡剖析人物心理的觀眾,而非猜測兇手的樂趣。事件的反轉確實存在,但真正沉重的點在於「為何這個人會做出這樣的選擇」的過程。當在車秀烈和鄭怡信之間交替視角時,某一刻我會困惑自己站在哪一方觀看這個故事。喜歡這種混亂的人,會發現《螳螂:殺人者的外出》相當令人印象深刻。這段如同莫比烏斯帶般在善與惡之間穿梭的旅程,提供了超越單純娛樂的智識體驗。
對於關心韓國社會陰暗面,特別是家庭、宗教和制度的冷漠如何將個人推向絕境的人來說,這部作品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隨著劇集的推進,簡單的犯罪驚悚片以上,實際上發生在我們社會中的多個事件交織在一起。對某些人來說,這可能是一面不舒服的鏡子,但正因為這份不適,才成為更有意義的觀賞體驗。正如奧斯卡·王爾德所說,「對著鏡子生氣是可笑的事」。這部劇是映照我們社會醜陋真相的鏡子。
最後,若將觀看精彩演技視為首要的觀眾,高賢貞和張東潤所帶來的緊張感足以成為觀看這部劇的理由。一個是已經承擔過暴力責任而被囚禁的怪物,另一個則是尚未越過界限但隨時可能踩上那條線的刑警。在兩人對坐,僅以眼神交流的場景中,驚悚類型所能提供的最高密度和寒意被凝聚。就像在《熱戰》中阿爾·帕西諾和羅伯特·德尼羅在咖啡館對坐的那一幕的韓國版本。即使沒有槍,卻比槍戰更緊張的對決。
看完後,「惡魔是獨立存在的,還是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點?」這個問題會在耳邊迴響。而更可怕的問題隨之而來。「創造怪物的是怪物,還是對怪物視而不見的我們所有人?」《螳螂:殺人者的外出》將我們置於這個不舒服的問題面前。我們可以選擇逃避,也可以選擇面對。選擇在於觀眾。但有一點是確定的,看完這部劇後,將怪物簡單地視為「不正常」將變得困難。而這正是這部作品留下的最珍貴的遺產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