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逆流時間的災難解剖學《電影薄荷糖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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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是由無數的截面組成的

鐵道旁的河邊展開了露營椅。20年後重聚的同好會朋友們正準備分享舊時的回憶。酒杯來回傳遞,舊歌即將響起的瞬間,一名穿著破爛西裝的男子踉蹌地走進人群。金永浩(薛景求)。曾經一起按下相機快門的朋友們認出了他。然而,現在這名男子的樣子彷彿是「人生四分五裂」的視覺化。他突然推開人群,衝向鐵道。遠處的車頭燈逐漸接近,永浩向著天空嘶吼。

尖叫聲、喇叭聲,以及鋼鐵怪物衝來的轟鳴。電影《薄荷糖》就這樣從一名男子的絕境災難中拉開序幕,隨後進行了電影史上罕見的大膽嘗試。逆轉時間的齒輪。

火車掃過的地方,時間逆流回三年前。1996年春天,勉強支撐著中小企業業務員的永浩的樣子展現出來。雖然重複著上班和下班,但他的眼神已經像熄滅的日光燈。與妻子的關係事實上已經結束,醉酒後也毫不猶豫地騷擾客戶的女職員。在聚餐場合中脫口而出的惡言,讓周圍的人察言觀色的過度憤怒,這時期的永浩被定義為情緒失控。觀眾自然會產生疑問。「這個人從一開始就是怪物嗎?」

再次聽到火車聲,時間滑向1994年秋天。房地產投機狂潮席捲全國的時代。永浩賺了一些錢,在朋友面前炫耀,但他的聲音中卻奇妙地滲透著空虛。房地產交易陷入困境,與客戶發生衝突,他變得更加尖銳和攻擊性。雖然尚未完全崩潰,但內心已經四處裂開。關鍵是這裂縫從何而來。

1987年,雖然脫下了軍裝,但仍然處於國家暴力系統中心的警察金永浩。民主化的呼聲覆蓋街頭的那一年,他以調查官身份在審訊室面對學生運動者。站在桌子上俯視對方,在同事之間如同調查手冊般施展酷刑和毆打,永浩成為最「勤奮」的加害者。日光燈下閃爍的鐵管,手背上濺上的血滴,緊閉的被告臉龐。這些場景展示了他是多麼「模範的公權力」。然而,下班後在家面對妻子,他終究無法開口。取而代之的是沉默、暴走,以及突如其來的憤怒成為他的情感語言。

時間再次逆流。1984年春天,剛剛佩戴警徽的新手永浩。這位害羞而笨拙的青年起初對前輩們的粗暴方式感到困惑。但他很快學會了要在這個組織中生存就必須適應。拒絕暴力就會成為目標的結構。在上命下服和業績壓力交織的組織文化中,永浩成為「工作出色的警察」。從此,他為了保護自己而切斷情感,變成只執行命令的機器。

然而,這一切悲劇的根源隨著又一次火車聲而顯露。1980年5月,被派往陌生城市的戒嚴軍永浩。在與示威者對峙的混亂中,他無意中扣下扳機,與一名少女的生命相撞。那一刻成為他腦海中無法抹去的傷痕。槍口末端飄散的薄荷糖香氣,血與淚與陽光交織在記憶中凝固的場景。此事件之後,他再也無法回到「以前的永浩」。

電影的終點,時間終於抵達1979年春天。既不是軍人,也不是警察,也不是公司職員的高三學生永浩在河邊拿著相機。這是攝影同好會的郊遊日。在那裡,穿著白裙的少女尹順任(文素利)羞澀地對他微笑。永浩尷尬地遞過相機,順任從口袋裡拿出薄荷糖放在他的手中。那一刻,兩人之間展開了無限的可能性。但觀眾已經知道,這名少年最終會在鐵道上喊出「我要回去」的命運。電影正是執著地凝視著這個鴻溝。結局的細節留給觀眾自行確認。重要的是這逆流的時間在我們心中堆積的重量。

支撐你生命的過去時間

這部電影由1999年逆行至1979年的七個章節構成。每個章節都以「春天,回家的路」等詩意的標題命名,並以火車駛來的聲音作為轉換信號。由於這種結構,我們不再按時間順序追蹤一個人的墮落,而是先面對完全破壞的結果,然後以調查員的視角逆向追溯其原因。就像在CSI劇集中先看到犯罪現場再倒回CCTV一樣,我們逐步確認永浩為何變得如此卑鄙和暴力,在哪個點越過了無法挽回的界限。

隨著時間逆流,畫面的色調也微妙地變亮,人物的表情也逐漸柔和。90年代後期的永浩是破碎的公司職員、離婚男、失敗的投機者,總是充滿煩躁和疲憊。80年代的永浩是國家暴力機構的附屬品。然而,79年的永浩眼神透明,笑容笨拙。李滄東導演通過這種漸進結構,不簡單地裁定人類內心。每個人曾經都是喜歡某人、拍照做夢的少年,這一事實在最悲慘的場景之後緊接著最美麗的場景中被強調。就像殘酷童話一樣。

永浩這個角色既是個人,同時也是20年韓國現代史的寓言。從79年的青春到80年的戒嚴軍,87年的警察,90年代新自由主義體制的公司職員的軌跡,與韓國社會經歷的集體創傷完全重疊。永浩既是時代的受害者,也是加害者。作為戒嚴軍和調查官踐踏他人的生活,而這些暴力的記憶最終摧毀了他自己。電影不迴避這種雙重性,正面凝視。它不僅僅譴責「壞個人」的道德性,還將大量生產這種個人的制度和時代一同推上法庭。

因此,標題《薄荷糖》更加尖銳地刺痛心靈。薄荷糖是尹順任遞給永浩的小而白的糖果,也是永浩一生背負的初戀和罪惡感的香氣。像薄荷特有的冰冷和甜美感覺一樣,那記憶讓他的心感到寒冷,同時不斷召喚無法挽回的過去。電影中薄荷糖偶爾無意間出現,但對觀眾來說卻像一種紅色警報燈一樣運作。暗示著即將展開另一個無法挽回的選擇。

「大師」李滄東的傑作

導演以李滄東特有的冷酷現實主義層層疊加細膩的象徵。與其用長鏡頭拖曳人物,不如在展示必要的部分後果斷剪切的剪輯節奏令人印象深刻。特別是在審訊室、軍用卡車、鐵道場景中,攝影機幾乎以不動的固定構圖將人物困住。無法逃脫的絕望和暴力的密度直接烙印在觀眾的視網膜上。相反,在河邊拍照場景或同好會聚會場景中,利用靈活的攝影機移動和自然光捕捉青春的空氣。即使是同一地點,不同時間段的微妙光線和聲音,讓觀眾全身感受到時間的質感。

薛景求的演技是將這部電影推上韓國電影史金字塔的關鍵支柱。一名演員從40歲的廢人到20歲的青澀青年,完全不同的人格體,通過身體、聲音、視線的重量而非化妝或特效來說服觀眾。99年的永浩肩膀垂下,步伐沉重,話語中滲透著妥協。在審訊室毆打學生時,他的眼中已經不再看見人類。相反,79年的永浩語氣笨拙,喜歡的人面前連眼神都不敢對視。難以相信是同一位演員的光譜。彷彿三位不同的演員接力演出一般。文素利飾演的尹順任雖然出場不多,但卻是整部電影籠罩著的冷冽抒情的震源。她的微笑和顫抖的聲音也如同觀眾的初戀般銘刻。

電影提出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也很明確。戒嚴軍和警察、公司上司和同事揮舞的暴力總是被「命令」和「業務」的外衣包裝。永浩每一刻都可以選擇,但同時也是無法選擇的人。站在桌子上俯視被告,握著槍在戒嚴軍卡車上顫抖,隨著上司的接待場合露出不明所以的笑容時,他逐漸放棄自己。電影通過時間逆行結構,反向證明了這累積的放棄最終在鐵道上的嘶吼中爆發。

這部作品之所以數十年來受到喜愛,是因為即使在悲劇中也不僅僅留下虛無。當然,與「快樂結局」相距光年。然而,逆流時間最終抵達的河邊青春,向觀眾提出了微妙的問題。如果這名青年出生在不同的時代,或者能夠做出不同的選擇,他的人生會有所不同嗎。電影不給予簡單的答案。相反,讓每位觀眾回顧自己所經歷的時代和選擇。在這過程中,「我內心是否也有一個小永浩」,「如果當時在那個岔路口選擇了另一條路,現在的我會怎樣」這樣的問題悄然浮現。

想看到心底深藏的真相嗎

對於習慣輕鬆娛樂和快速節奏的觀眾來說,《薄荷糖》一開始可能會有些吃力。事件爆發後跟隨解釋的結構,而是先展示已經破碎的結果,然後慢慢解剖原因的方式需要集中力。但如果想見證一個人如何隨著時代崩潰,在這過程中失去什麼,最終無法放下什麼,這部電影是少有的精緻之作。

對於想要以情感溫度體驗80~90年代韓國現代史的人來說,這部作品是一種強烈的體驗。因為戒嚴軍和示威者、酷刑室和聚餐場合、IMF廢墟等詞彙不再是抽象概念,而是作為一個人的記憶活生生地存在。即使對於未經歷那個時代的世代,也提供了理解為何父母世代看似堅固卻又有些裂痕的線索。

如果喜歡深度投入角色情感線的觀眾,甚至在片尾字幕全部升起後也很難起身。河邊的陽光和鐵道上的塵土,口中殘留的薄荷糖香氣久久徘徊。《薄荷糖》最終是這樣的電影。每個人都曾在某個時刻想要喊出「我要回去」。只是在真正走上鐵道之前,若有一部電影能讓你再回顧自己的生活和時代,那就是這部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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